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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副所长受访谈“数字中国”的战略重心
发布时间:2017-12-18 14:46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宫超

12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中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大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催化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生态进行史无前例的重塑。”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面对历史性大变革,中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势所必然。

目前,中国大数据正在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为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化民生公共服务作出积极贡献,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数字经济为例,2016年,其总体规模达到22.77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但是,赛迪研究院软件产业研究所副所长潘文提醒,大数据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产业转型阵痛、行业属性模糊、主体权责不明晰等新问题,给原有的利益格局、行业秩序、治理体系、政策法规带来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互联网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春晖讲到,我国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数字技术产业实力等方面还需“加把劲”。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在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大数据发展支持举措基础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专门聚焦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透露出中国对大数据发展重视程度之高,将推动“我国大数据建设迎来新局面”。

“以创新为引领,中国在大数据领域将形成更加强劲的竞争力。”在周剑看来,中国将在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安全等领域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确立在全球竞争发展中的有利位置。

加快构建数字经济

“令人头晕目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日前刊文如此评价中国数字产业的规模和变化速度。

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体量达到22.77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GDP比重达到30.3%。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之和。

在周剑看来,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发展数字经济还面临很多问题与瓶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谈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新型生产力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有很大挖掘空间。

在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并提到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

“未来几十年,是数字化改造提升旧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发展关键期,是全面繁荣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期。”王春晖解释道,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从传统动力到新型动力的内涵式发展新常态,必须正确处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真研究和实施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的立国之本在工业,工业也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中国要实现数字经济新跨越,催化新型生产力发展,工业的脱胎换骨是重中之重。

“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正是我国工业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切入点,而以基于数据能力的合作为纽带,打造开放共享的价值网络,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大重要趋势。”周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工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把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深层潜能激发出来。

“当前,多地政府提出要发展‘大数据’产业,并投巨额资金建设所谓的‘大数据中心’或‘大数据产业园’,但发展大数据绝不等于遍地建设数据中心。”王春晖补充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数据的作用应该体现为四大能力:实际运算的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数据安全可控的能力。

拓展大数据资源应用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治理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过去政府单纯监管的治理模式加速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式转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阐述,将平台、企业、用户和消费者等数字经济生态的重要参与主体纳入治理体系,发挥各方在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方式,已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目前,大数据已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王春晖认为,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不但要把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还应当将各级政府的平台与社会多方数据平台进行互联与共享,并通过大数据管理工具和方法,采用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手段,构建国家一体化的政府治理数据协同平台,全面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政策,将推动政府数据、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作为主要任务,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北京、上海等省市已建设数据开放平台,尝试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

“政府部门已成为最大的数据生产者和拥有者,社会各界对政府开放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潘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国要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进一步释放大数据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潜能,必须破解阻碍数据开放共享的“三道坎”。

其一,各级、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其是、条块分割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多套信息系统同时并行,互相之间信息资源无法共享的“信息孤岛”现象仍然突出。

其二,由于数据共享开放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流程不规范、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导致的政府和社会企业对数据资源“不敢开”、“不想开”、“不会开”等问题依然存在。

其三,开放的数据资源也存在质量不高,可机读性、完整性等较差,交易流通不畅等问题。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破解这些难题绝非一时之功,不仅需要依赖各地方、各部委的积极行动,更需要切实可行的顶层设计,建立全国性的数据采集、汇集、应用机制,依照实行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和分步实施的原则推动数据开放共享。

数字安全再加码

在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数字安全既体现为社会层面个体、组织的数据安全,同时也是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伴随大数据快速发展,以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态中重要性的日益提高,数字安全之重要也随之凸显,各种数字安全风险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例如,线下不规范问题在线上被快速复制放大。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侵犯注册商标时有发生,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行为屡有显现。网络违法犯罪迷惑性强,诈骗、传销、非法集资等依托互联网迅速蔓延,波及范围广、涉案金额大,经济社会危害更大。

为维护数字安全,我国近年在大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层面建设明显加速。2016年,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大数据安全创新发展,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对大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规范。今年1月,工信部出台《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提出大数据产业要安全规范发展,指出“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增强信息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安全防护体系,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加强行业自律,完善行业监管,促进数据资源有序流动与规范利用”。

在王春晖看来,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应从国家数据主权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快大数据和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权利。“目前,当务之急是从国家层面制定一部数据法,明确关键数据基础设施的公权力属性、数据的生成、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通、数据的交易、数据的保护、数据的治理以及法律责任等。”

此外,早在去年4月19日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讲到,“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加强大数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国家大数据科技创新重大专项,加大对大数据基础理论研究支持力度,整合产学研资源优势共同攻关大数据基础架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安全保障等关键技术。”潘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无论是基于数字经济、数字治理还是数字安全,强化核心技术创新都要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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